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很少有不讲究风水的，商人建楼要讲依山傍水和四至朝向，平民葬亲要请风水先生相阴宅，做官的选办公室也要挑挑拣拣，看看是否犯煞，是否旺财，是不是需要用什么冲一冲。就连贵为皇帝也一样，明清皇帝选皇陵，就是要挑选能够使皇族兴旺的龙脉，这种想法流传很广。

风水之源

风水的理论和方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说不清楚，但肯定很早，它可以分为两个来源：一是“数”，和阴阳数术有关，可能是“堪舆”的一系，汉代有《堪舆金匮》书；一是“形”，和形势地理有关，汉代也有《宫宅地形》等，可能可以叫“形法”。前一种的情况，大家参考北京大学教授李零的《中国方术考》；后一种，有人认为与南北朝时期的风景爱好有关，其实更早，打仗的人懂得“兵形势”、“兵阴阳”，“形势”就是所谓“形法”，东汉大学者班固解释说，“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也是很早就有了的。不过，这里说的“形法”还是观看整个大形势，像一个地区、一座城市，而不是一个小山头、一个小村庄，不过，随着这门技术渐渐进入民间生活，看大形势的城市设计师变成跑村串乡的风水先生，就不能专看大模样了，也得“深入生活”。到了汉魏以后，可能是中国北方的人口在东晋时代渐渐向南迁徙的缘故，南朝的时候，这类著作确实渐渐多起来了，据说这是因为在山多水多的南方开垦、卜居的需要。

把“形”和“数”合起来，就有了风水的基本内容。“形”是看房屋、墓地的朝向、位置、大小、形状，以及它周边的水脉山势等外在的空间，“数”是根据一套精细的理论，看房屋、墓地与阴阳五行八卦九宫二十八宿等的配置关系。

那么，最早的风水书是什么样的呢？很遗憾，我们说不清楚，因为长期以来渐渐丢失了。现存最早的相宅书，还是考古发掘出来的，也就是睡虎地第十一号秦墓《日书》中的一篇，杜正胜把它命名为《睡虎宅经》，因为其中讨论到内即内室，井、庑即廊房、门、仓、厕，水渎即出水口、池等。不过，从这个文献看，好像理论还不那么复杂，各种配置关系也还没有那么讲究，后来渐渐发展，有了各种各样的人加油添醋，增订删改，就面貌大变，到了敦煌本（p.3865）唐代的《宅经》（今本《黄帝宅经》上卷即本此）、宋代的《重校正地理新书》（有1192年张谦序）、明代万历年间王君荣编《阳宅十书》等，就越来越复杂和麻烦了。

二、想像大地：风水的思想背景

古代中国有所谓的三才说，三才就是天、地、人，这三者有一些很微妙的对应和呼应关系。天上有风，地下有水，人也有经络气脉血流，据说，地和人一样，有“生气流注”的脉络，这种脉络也叫龙脉。古代中国人认定从昆仑山延伸出五条龙脉，在中国这个空间，就有三条大龙脉（三大干）源自昆仑，分为北条、中条、南条，向东延伸。每个地方也都有自己特别的龙脉。这个具体的龙脉怎样寻找和确定呢？按照一般的说法，风水可以分为四大要素叫做“龙”、“穴”、“砂”、“水”。当然，阳宅或者阴宅所处的形势，一般来说，要背山面水，这叫“负阴抱阳”，这是最基本的。大体上，北方属玄武，背后的山要略高，要有丰茂的树木，南方朱雀要开阔，如果是宅子，最好有月牙形的池塘，如果是村庄，最好有弯弯的河流，而且对面远处最好还有“对山”，从背后的山到对面的山，中间穿过阳宅、阴宅或村庄，成为中轴线；而两侧东西的青龙白虎，最好也要成为对称的屏障。

具体说来，第一，背后的山势走向要像龙身一样，有起伏的曲线，构成一个连贯的脉络，据说这不仅象征着祖先到子孙的脉络延绵，而且就像人的血脉一样运行无碍。而在背后屏蔽的那座主山，就叫“镇山”，又叫“来龙”，以石头为骨、土为肉、水为血、草木为皮毛，不能有缺陷，山的形状还要比较阔大。这一要素就叫“龙”。

第二是“砂”，就是说周边环抱的山水形势，要和主山相配，风水术中讲究砂法，有种种象征性的说法，比如锦屏、三台、宝顶、华盖、笔架等。按照传统的观念，主山是君，环抱的群山是臣，因此得讲究君臣配合，好像中医里面抓药讲究“君臣佐使”一样，一般群山要小于主山，所谓“近而小，案山也，远而高，朝山也”，就是说近处的山仿佛是几案，远处的山仿佛是来朝见。

第三，选择阴宅也罢，阳宅也罢，都要注意水势，“未看山时先看水”，水是一地的生气血脉，除了要注意水脉的弯曲环绕之外，还要注意水和山的相配。

第四，还要看一地的“穴”，所谓“穴”，当然是一种从人体出发的比喻，就像中医里面的“穴位”一样，是生气血脉凝聚的一点，从这一点常常可以激活或者抓住全身。风水理论里面讲，这是“山水相交，阴阳融凝”的地方，就是指龙、砂、水的聚合点，好像画龙点睛一样的地方，又好像平衡的焦点所在，比如你要观察背后来龙山的走向、门前水流的弧度、两侧山的形状，综合起来找到一个结合点，如果后山山形略偏，则选择建阴宅的穴位就要随之而偏，使其中轴线调整，如果是城镇或村落，则要把祠堂或明堂建在能够调整四周山水形势的中心处。以上说的，当然多风水的理论而少风水的方法，而且这只是简化了的理论和方法，真正看风水的方法复杂极了，不光看形势、配五行、观察龙脉水口，而且还要下合九宫、上配星辰，这里没法一一细说。不过，任何理论和方法，常常就是从简到繁的，而我们要了解它，就得倒着来，有一个词语叫做“以简驭繁”，就是“提纲挈领”，只要抓住纲领，就“纲举目张”。看起来风水理论很复杂，但实际上大体上都是一个原则，即内形看房屋或墓地的形状，外形看居宅或墓地与周围山水形势的配合，然后根据阴阳五行的原理，测定其对居住者的祸福。传说由明代初期有名的刘基写的《堪舆漫谈》说得很简明，他说，“堪舆要领不难知，后要岗来前要溪。穴不受风堂局正，诸般卦例不须疑”，“诸般卦例不须疑，穴正龙真便可处，水不须关有案拱，绵绵瓜瓞与人期”。其原则就是这样简单。当然，有时候，它还受到山水观念和风景爱好的影响，有人指出，对于风水先生来说，他们看到的好风水，并不是一般人看到的山水之美，他们对于山势的延展、远近、大小、形状，对于水的流动、离合、远近都有不同的理论。风水观念中理想的空间是什么呢？大体上说，就是后面有屏障，左右有依靠，前面有流水环抱，远处有案山、朝山呼应。

三、儒者与风水

风水在中国民间很流行，可是它在上层社会一直很受鄙薄。中国古代理性的文人很多，他们总觉得这些东西是孔子所瞧不起的“怪、力、乱、神”，尽管这种风水术的背后有很多中国的道理，尽管这些道理也在为中国的家庭、家族组织所用，但是他们还是觉得，第一，现世的政治秩序更重要，第二，做人的伦理道德更重要，第三，内心的自觉更重要，所以他们希望凭着政治伦理道德的修养和知识，得到个人、家庭和家族的幸福，而不应当靠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会使人心存侥幸。所以，对于风水，他们有三种态度：

一是怀疑和批判，像东汉的王充就对风水相宅很怀疑，比如相阳宅中，门的方向很重要，他就质疑说，门重要，为什么厅堂不重要？他的著作《论衡》中就有很多这类的批评。
二是敬而远之，像嵇康写《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就对吉凶宅相很怀疑，他说，药可以治病，可以看到验证，所以君子可以相信，但是“宅之吉凶，其报赊远，故君子疑之”，很怀疑它的真实性。三是尽量改造，唐代的吕才看到有人用郭璞的《葬书》骗钱，就批评人“如使吉凶，拘而多忌”，所以他自己也搞了一些关于相阴宅的文书，用埋葬的日月选择、安葬的吉凶、五姓不同的选墓，来纠正专门选择山冈流水处这类弊病。

这些态度很有意思，可是私下里也有人对风水暗暗好奇，甚至也有上层人士公开表示相信，因为对于阴宅、阳宅关系人的命运的说法，来源很久了。《南史》卷五十三记载这样一件事：梁武帝的丁贵嫔，即昭明太子萧统、后来的梁简文帝的母亲去世后，昭明太子让人求得一块很好的墓地，正准备去除草时，有一个人通过太监来卖另一块地，太监就对梁武帝说，这块地比太子的更好，梁武帝就同意了。可是据说下葬以后，有一个道士就说，这块地并不好，特别是“不利太子”，如果用法术，也许还可以免除灾祸，所以太子“乃为蜡鹅及诸物埋墓侧长子位”，但是此事被一个叫鲍邈之的人告发，梁武帝很不高兴，就把道士杀了，而太子也因此不得梁武帝喜欢。

这个故事说明，这种关于墓地和命运的说法，上层社会中，像编了《文选》的萧统那样有文化的人都相信，可见没有多少人能够抵挡预知未来命运的诱惑，在不可知的未来的压力下，就是有理性传统的文化人，也只好对这种知识和技术网开一面。像北宋仁宗就让司天监的官员编修有关“地理”（不是现在的地理学）的官方著作《重校正地理新书》，而作序的就是当时赫赫有名的翰林学士王洙，后来的大理学家程颐、朱熹、陆九渊等，也对看风水、相阴宅的说法，既表示有限度的赞成，又试图努力往“气”（气之厚薄与富之盛衰）和“道德”（孝敬之心的表现）方面引导，让这种知识更加理性化一些。所以，宋代虽然有像司马光《葬论》和《言山陵择地札子》那样，反驳朝野流行的选择葬送时日和查看山水形势并相信这些会对子孙福祸有影响的言论，但还是有很多士大夫对这种东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有的理学家对此还甚有兴趣。如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为宋孝宗选择陵寝之地时，一个叫赵彦逾的官员觉得原来选的地方不好，因为土浅肉薄，下面五尺就有水石，对此，两个当权的大官赵汝愚和留正意见不一，而六十五岁的朱熹就为这件事情上了《山陵议状》，认为皇帝的陵墓应当好好地寻找“吉土”，所以不要着急，要“广求术士，博访名山”，而且虽然在和弟子的议论中，他说，不要固执“山是如何，水须从某方位盘转，经过某方位，从某方位环抱”，但他还是觉得应当尽心尽力去找好地方。我想，正是在士大夫这种集体的暧昧和默认中，风水术才能够在民众生活里面存在，并且越发盛行了。

四、降而为风水先生

风水虽然形成很早，但到了唐宋以后，风水观念好像越发流行，风水理论也渐渐完备，风水书也多起来了，这是为什么？

简单说，到了宋代，天下比较安定了，城市商业越来越发达，书本印刷也越来越方便，政府也鼓励和提升文化人，而且文武学、宗学、京学、县学这些官方的学校之外，到处都有乡校、家塾、舍馆、书会，还有最兴盛的书院，这使得读书人越来越多。美国学者贾志扬（John Chaffee）曾经作过统计，说宋代成年男性中的百分之三点二会参加科举考试。北宋大文人苏辙《上皇帝书》里面就说，现在农工商贾的后代都不守旧业去当读书人了，他担心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天下没有人从事生产，而且他也指出，这些读书人不管家庭、到处游荡，真是麻烦。

读书人多了，就有了出路的麻烦，科举考试，比现代的大学考试要难得多，要想在千军万马中冲过科举考试的独木桥，那是难上加难。很多本来从小读书的人，到了成年，无法通过科举这个充满荆棘的大门，就只好另谋出路。南宋袁采（约1140—1195年）编的《袁氏世范》就说，士大夫的子弟，如果没有世代相传的产业，当然只好去读书，可是读书人里面大多数不能通过考试成为文人和官员的怎么办呢？他说，可以“开门教授以受束修之奉”，就是当中学老师。可是还有更多的连中学老师都当不了的怎么办呢？他说，一是可以“事笔札，代笺筒”，就是帮人写信谋生，二是可以“习点读，为童蒙之师”，就是当小学老师。再不行连这都混不上呢？他说，那就“医卜星相，农圃商贾”，都可以做。这后面说的医卜星相里面，就包括当风水先生。元明清几代中，真的有很多读书人就成了风水先生，大的替皇帝、贵族安排官邸府第、祠庙陵墓，甚至设计城镇布局，小的帮民众相家族和家庭的阳宅、阴宅。还有一些读书人和学问家，写了一些风水地理的著作，像明代项乔有《风水辨》，清初陈确有《葬书》、《地脉论》等。明代一位有名的文人金瑶，就说他的一位精通风水的同乡朋友吴乐山很了不起。他说，地理之学（就是看风水）有三到，一是心到，二是目到，三是足到，好像我们今天说的要用心思考，要勤于观察，要多跑多走，吴乐山就是在三方面都很有造诣，所以他看风水很出名，还写了一本书叫《三到心法》，对龙、穴、砂、水四法有特别的心得，完全不是普通世俗的风水先生。

其实，就算是普通的风水先生，也并不丢人，毕竟还是“先生”，在古代能叫先生的，一定是有特别本领的人，在中国乡村能看风水的，多是对乡村影响很大的乡秀才一类的下层知识分子。说起来，看风水也是一门很专门的技术，本来这门技术也是大学问，它背后有很深刻的知识背景，就像东汉大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面引西汉末年刘歆的话说，“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看病、抓药、念咒，也包括这些风水堪舆的东西，本来也是人类生存的必要工具，原来也是官方需要派专人学习和传授的知识。

五、阴阳五行，为什么是阴阳五行？

那么，前面说的这门技术背后的大知识背景是什么呢？就是阴阳五行。

《红楼梦》里面史湘云的丫头翠缕说的一段话，可以说明中国人对于阴阳的知识真是深入人心。她的话大意是，天底下的什么事儿都有阴阳，树叶正面是阳反面是阴，砖头上面是阳底下是阴，连个蠓虫儿也分公母，有阳有阴，而人里面呢，主子是阳，奴才是阴，也分得出阴阳。这大概是“普遍常识”，像现在的中国人，就能凭着感觉，把好多吃的食品分出上火的阳性食品和去火的阴性食品。

阴阳的观念，起源很早，至于早到什么时候，现在说不太清楚，至少在周代就有了。传说周幽王二年，发生大地震，一个叫伯阳父的人就说，周王朝将灭亡了。为什么呢？他说，天地阴阳之气是不能乱的，一乱就要发生问题，地震就是因为“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现在三川地震，是阴阳失调。果然后来西周就灭亡了。这个阴阳贯穿整个自然，也同样贯穿社会和人。人也有阴阳，这不仅仅是说男和女，就是一个人的身体内部，也有阴阳的问题，阴阳要平衡，不平衡人就会死亡。《左传》里面就记载公元前541年，医和讨论晋侯之病时说阴阳是“阴、阳、风、雨、晦、明”六气中的两气，它上和自然气候变化相关，和四时（春夏秋冬）对应，下同人的生理相关，过了头就会成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特别是，古代中国的“阴阳”概念绝不会仅仅停留在寒热晴雨等具体事物和现象之中，而是贯穿了其他感觉上相近的所有的现象和事物，把自然、社会、人的所有东西都按照阴阳分配，这就是所谓的“物生有两”，两两相配，所以《左传》说，一切都有“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也就是《国语·越语》里面说的“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

至于五行，也一样起源很早。顾颉刚先生说“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在最早记载五行的《尚书·洪范》中，五行就是指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有五种性质，水是滋润向下，火是炎热向上，木有曲有直，金可以制皮革，土则适于种庄稼，而且它们也各有各的味道，水偏咸，火偏苦，木偏酸，金偏辣，土偏甘。渐渐地，五行就像阴阳一样，开始贯穿各个领域了，比如，它和大地的五方（东南西北中）、色彩中的五色（青赤白黑黄）、天上的五星（金木水火土）、五声（宫商角徵羽）等相联系，甚至传说里面，古代还有配合五行的五方神，这就成为了一种宇宙观。大家有兴趣，可以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引子产的话，他就说五行是来自自然的，是符合天地的，所以叫“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

这种阴阳和五行的思想，后来结合在一起，就成了古代中国人认识一切现象的宇宙观。当然，后来的阴阳五行思想，比起我们说的要复杂多了，它不仅加上了更复杂的“数”，像八方（或者八卦、八风）、九宫、十二辰（或者十二月）、二十八宿等，而且深入到古代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医疗保健、政治军事、天文地理。因为古人想像，宇宙既然是一个彼此相连又和谐的整体，而且把天地人鬼贯通起来的就是气（一）、阴阳（二）、三才（三）、五行（五）、八方（八）等基本要素，宇宙间万事万物就有共同的存在方式，天地人鬼之间也有可能发生神秘的但又是必然的联系和感应。方技、数术基本上就是根据这一思想而产生的。其中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中医了，当阴阳和人的“气”、五行和人的“五脏”联系起来的时候，它就进入这个宇宙观念里面去了，大家如果看《黄帝内经》就会知道，里面观察、分析、判断和处理人的生命、健康的支配性观念，不就是阴阳五行吗？

六、“相其阴阳，观其流泉”

风水之学，其基础也就是阴阳五行的一套，起源也很早，《诗经·大雅·公刘》说，周族的祖先寻找栖息地，“相其阴阳，观其流泉”。本来阴阳就是山南山北、水北水南的意思，阴阳两个字都从“阜”这个偏旁，阜就是小山嘛。

风水就是这么渐渐发展起来的，也许最早的时候，它只是为活人寻找一个适于生存的空间，为死人安顿一个合适的地方，观察的主要是自然环境，但是，渐渐地它就有了各种各样的附加意义，其中两点最重要：第一点是它有了关于吉凶的实用意义。也就是要考虑，活人的阳宅合不合阴阳五行的规矩，如果不合规矩，吉利不吉利；死人的阴宅是否能够得到自然天地的配合，使死去的人安稳，使活着的子孙幸福。所以就衍生出来种种神秘的“形”和“数”，之所以神秘，一来是它确实和天地之大道理有关，不是一般人可以懂得的，二来是它也要成为由某些有专业知识的人掌握的“专利”，不能变成“家为巫医、人能通神”的混乱局面。第二点是它有了审美的意义。你看，无论是人找阳宅还是阴宅，最好都是找风景秀丽、草木葱茏的地方，随着风水择地观念的普遍化，墓地、村落、住宅都渐渐有了风景的配合，后来的风水书里面就说，如果“气吉，则形必秀丽，端庄圆净，气凶，则形必粗顽，欹斜破碎”。所以有人就说，风水知识和中国的山水观念、山水画，有很大的关系。

顺便介绍一下，最早的风水书之一，即有名的《葬书》（或名《葬经》），传说是晋代大学问家郭璞写的，郭璞注过《山海经》，是很博学的人，目前无法确认这部书是否真是他的作品，不过，大体上我们都相信它是六朝时候的著作，是风水这一行的古代经典，也是确定风水背后的哲理的书。后来这本书很流行也很权威，不过，也有很多人因此把风水流行的后果算在郭璞的身上，宋代人罗大经就说，很多人迷信郭璞的这本书，以至于为了追求吉利的墓地十几年都无法把死人下葬，也有的人家，已经下葬了，后来觉得不吉利，于是又挖开另外下葬，有埋下挖开三四次的，甚至还有人为了买风水好的地而打官司，有人因为听了不同风水师的话，骨肉成为仇人，他说，这都是郭璞造下的罪过。

七、在历史中看才是公平的

一般来说，古代中国的读书人，就是我们说的士大夫或者精英分子，多数不怎么相信这些风水的说法，像北宋的司马光就批评说：“世俗信葬师之说，既择年月日时，又择山水形势，以为子孙贫富贵贱。”他觉得，这样的迷信，一是风水说法不一造成争论不已，二是搞得已经去世的亲人久久不能入土为安，三是让很多愚昧的人把希望寄托在这上面，对于社会来说是很不好的事情。所以，尽管我们前面也说有很多知识人对风水有兴趣，不过，这毕竟是少数，而且是私下里的，而司马光这种看法却代表了主流，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里面，这种理性倾向还是很强烈的，何况中国古代知识系统总是把道德与政治放在首位，对这种东西不很重视，所以风水在古代中国，还是属于边缘性的、民众生活世界的知识。这种旧传统，在近代以来又加上新传统，即西方的科学知识传进中国，形成了一个科学主义的信仰传统，更使风水技术，以及风水技术背后的阴阳五行观念背景，失去了它的合理性。从晚清到民国初年，我们看到，对于风水的批评几乎不断，而且极其严厉，一般来说，就是指责它违背科学。

它确实不符合科学。可是，我们今天却要从历史角度来评价它：第一，它是来源于古代中国知识世界的一种知识和技术，它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中，在那个知识世界里面，是应当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也就是说，它是在那个基础上正常地生长出来的；第二，古代中国的知识世界，也就是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知识世界，可能是需要同情之理解的，因为它有可能是另一种观察世界的角度，它构成了和西方现代科学不一样的知识体系，有其历史合理性；第三，在现代西方科学之外，有没有一些可以得到认同的知识对于人类是有益、有效的？西方科学是否已经终结了认识的历史？如果没有，那么古代中国阴阳五行这类知识，是否还有其意义？比如中医在阴阳五行基础上的、至今有效的诊断、预防和治疗技术，岂是一个“科学”或者“迷信”可以概括的？也许我们可以从里面寻找一些资源，也许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古人的思想。现在已经有人把风水与中国的建筑、空间观念联系起来讨论，试图从里面找到一些启示了。而我们在这里，是希望各位懂得一个历史学的道理，即把一切放在历史里面看，人们便会更容易对古代有确切的理解，也更能够体会古人曾经拥有的智慧，而不至于有现代人对古代人无端的和盲目的傲慢。

田易澎老师，诸夏周易文化研究院常务理事、中华周易高级风水师、周易名家百科人物、中华著名风水环境堪舆学家、金牌起名策划师、人生预测指导规划师。他小时受祖传堪舆风水学说的熏陶，让他喜爱上中国传统文化并与易学结缘，专著于风水、命理、六爻等方面的研究。多年来他拜易学各派多位名师学习，并于2012拜徐登易老师门下，2020年拜李晓慧老师门下，系统学习风水命理文化，理论与实践应用结合让总结出一套具有实用性的理论，并先后被聘为多家企业风水顾问，对指导企业经营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田老师有着丰富的行业经验与独特的学术见解，运用先代风水宗师的经典著作，在建筑风水及现代建设方面的成功案例，不胜枚举，在当地业界享有较高的声誉和评价。他周游遍访中国本土许多名山名川,名人古居,古往今来的许多风水宝地，从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并且在为社会各界福主阴阳宅布局调理，催财旺财趋吉避凶，旺丁增福，使许多企业起死为生，转亏为赢，获得各方受益者的好评。

田老师擅长：八字命理策划，姓名预测，取名改名，择日择吉，风水堪舆布局，易学人生指导，运势分析等。他本着学无止境的宗旨，创办了易学研究室，广交易友，致力于易学与企业管理的研究和推广，为企业投资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为弘扬祖国传统文化，造福人群，他本着诚信和谐德能兼备的原则，一如既往地竭诚为社会各界人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