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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金伟老师《周易》思想、易文化传统

作者编辑:华夏知名人物发布时间:2019-03-20 12:52:30 浏览次数:1228
 

金伟老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华文化的弘扬传承,为众多的信众指点迷津,趋吉避凶,得到信众的广泛好评。

金伟,男,汉族.1970年岀生,
1987年开始学习三合风水及四柱八字 、六爻预测;
1993年在深圳学习邵子神数和铁板神数,后归根于风水学的潜心研究;
2004年学习玄空风水,包括无常派(飞星派),大卦派、龙门八局,玄空法鉴等;2006年—2009年大量考察近代名墓;2009年举办玉函通秘函授班;2009年—2012年任多家公司堪舆学策划顾问;
2013年偶遇一道家奇缘得到玄极门杨公风水真传并获得珍贵资料,同年获得《建筑人文环境规划师》职称;
2015年为中华周易名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周易著名风水专家。中国国际易学联盟副主席。同年正式开始向海内外有缘人传授玄极门风水绝学(含玉函枕秘);
2016年被诸夏周易文化研究院授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先驱人物”
还曾受邀参加2012年12月25日在陕西省西安市举办的首届世界周易高峰论坛以及2017年9月9日受邀参加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学智慧与健康幸福人生研讨会”等等重大易学活动。

金伟老师现任:
中国国际易学联盟副主席;
诸夏周易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华周易著名风水学家;
中国风水实战专家;
人文环境规划师;
玄极门掌门人。

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而成的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它有着悠久而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事实上,华夏民族的形成,也是一个漫长的融合过程。这种融合过程,也是不同的原始民族文化的整合从而形成民族文化传统的过程。寻绎这种文化传统的源头,则是先民们在世界的东方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在认识周围世界的文化活动中形成的“易”文化。


“易”缘起于先民们的征兆迷信。在人类远古的原始社会后期,从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独立存在的时候开始,由于生计问题而发生的各种遭际,便成了他们思考和猜测的问题。在它们还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时,命运中出现的各种偶然遭际便被当作必然性而在观念中固定下来。于是,自然崇拜产生了,与之相应的巫术迷信活动也产生了,这就是人类的巫史文化时期。“易”所标举的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八种自然现象,实际上是我们的先民早先迷信和崇拜的神物。先民们在思考和猜测“神”人之间的关系时所采取的手段是术数,其主要内容是卜和筮。前者主要用龟甲,后者主要用蓍草。我们可以说,作为一种巫史文化的卜筮活动,导源于先民们预知“神”(自然神或者称作“天”)人关系以趋吉避凶的功利心态。清代学者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小序》中说:


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于风谣,礼寓于节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则寓于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


这是讲有了六经以后的事。但原先的卜筮活动就是“易”,筮法就是易法。“易”是象形字。“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是战国时《易传》的编撰者对“易”的解释。汉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引“古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至明清之际的著名考据家方以智在《通雅》中仍持这种观点。“易”的本义就是变易。先有了“易”这种占筮活动和方法,积之既久,便有了《周易》这本书。


“易”以数起。八卦所象征的八种自然现象,都是由极简单的奇数和偶数错综排列组合而成的。今人汪宁生通过对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尚存的类似古代筮法的“数卜法”类推易之八卦起源,以为八卦源于数字卦(参汪宁生《八卦起源》,载《考古》1976年第4期)。譬如四川凉山彝族有一种叫“雷夫孜”的占卜法。巫师(俗称“毕摩”)行筮时,先取来一束细竹签或蓍草握于左手,然后右手随意分去一小部分,再看左手所余部分是奇数或是偶数,刻划下来,如是者三次,即可得出三个数字,巫师就根据这三个数字的奇偶排列状况来预测吉凶行止。这种数卜,只有八种不相重复的排列组合状况,这正是八个单卦的卦象。张正烺、徐锡台、楼宇栋更从周原等地出土的卜甲论定八卦之重卦卦画也是以数字为符号的。(参《西周卦画试说》,载《中国哲学》第三辑。《周易纵横录》第177页、179页)索诸历史文献,如:


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左传•僖公十五年》)


参伍以变,错纵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易传•系辞传上》)


自伏牺画八卦,由数起。(《汉书•律历志》)


上述都说明易卦原本于数字卦。“易”之“作为一种符号,后来又被赋予了阴与阳的意义。所以《易传•说卦传》有“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的说法。“易”之卦象,是数与理的统一。就数而言,是奇数与偶数;就理而言,是阴气与阳气。以此为原点,衍生了尔后绵长的易文化传统中的易学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


关于八卦易法的创作者,《易传•系辞传下》说: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庖牺(一作虑戏、宓羲、伏羲)氏是传说中的我国原始氏族社会时期居住在荆楚地区的苗蛮氏族集团一个部落的首领(一说为崇拜龙图腾的氏族的祖先)。®他作为中华始祖的精神象征,其创作的八卦(现在尚无确凿史料否认史有其人以及他曾创作过八卦),乃是通过观天察地和对人自身以及周围运动变化的物质世界的观察取象而制成的。可见八卦易是我们的先民们有自己的文明史以来的实践活动的思想成果,是他们智慧的结晶。关于八卦易的功能,《周易•系辞传上》有过概括:“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故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四种用途,归结为卜问,用以“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从而指导人们日常的言语行为,预见行事的吉凶祸福。当八卦被神职人员分别赋予指物性含义,并进而重叠为六十四卦,系上卦名和卦爻辞以后,这便有了《易》。汉人说“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史记•太史公自序》),又说:“(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周礼•春官宗伯•大卜》)相传《连山》为夏易,《归藏》为商易,迄今均不得见。但从近年来各地考古发掘出的《易》简与帛书看,与今本《周易》之卦序或卦名、卦爻辞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这说明卜筮这种迷信活动,不仅由来已久,而且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衍化过程,亦即不断地筛选和模式化的过程。甚至可以说,《周易》是在以《连山》易和《归藏》易等其他杂筮之书的改造和融汇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周礼•春官宗伯•大卜》说:“凡卜筑,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周易》卦爻辞所用之事,大抵是从占问记录中选用的灵验的典型事例,用以说明它的权威性。所以说,它是古代卜筮之官在三代以来积累起来的丰富的卜筮记录的基础上整理编纂而成的一部预测吉凶的法典。《易传•系辞传下》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从《易》之卦爻辞所反映的史实看,大约在西周成康时代便有了编定的初本。乂据《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72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的记载,说明《周易》之定本通行,当在春秋初年,其下限不得晚于前672年。


作为文化传统的原典,通行本《周易》已经不是原始的占筮记录,而是以占筮吉凶为主要功能,同时又贯穿了它的编纂者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的经验性总结。首先,六十四卦无一重复,其排列有序不紊,卦象取事寓理,均能自圆其说,不相悖谬。其次,六十四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排列组合的变化规律,表现了它的作者们力图从整体上去把握易卦爻变的思想。再次,易卦的卦辞和爻辞各卦自成子系统,除占断辞(兆辞)外,各爻之间多呈现出明显的连属关系。卦与卦之间,卦名与卦辞也有一定联系,在卦象和占断上也可看出作者的功利观、矛盾观和变化观。所以,我们说,《周易》是先民们站在自己的实践水平上,直观地、经验地反映得来,又经过卜师改造、制作过的认识成果,是他们对天地万物及其和人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一种最高的、笼统而模糊的抽象。尽管它失之于朦胧、神秘和猜测,但毕竟是一种把握世界因果联系的方式。体现了“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话之类的幻想的一种联系”。(列宁:《哲学笔记》第275页)唯其如此,它才被学者们理解为只有用符号表示出来的公式而没有数目字的“宇宙代数学”(冯友兰:《周易学术讨论会代祝词》,载《周易纵横录》)。成为孕育中华民族特有文化素质的重要的中间环节。


恩格斯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而这种见解愈来愈为自己开拓道路。”(《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旧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86页)在中国也是如此。在中国,正是.《周易》这部近五千言的卜筮之书,蕴涵了中华民族尔后各种世界观的萌芽。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从而一方面它消灭宗教本身;另一方面,从它的积极内容来说,它自己还只是在这个理想化的,化为思想的宗教领域内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6页)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民族文化传统的精髓的中国哲学思维,正是在神职人员用极简单的符号构筑的阴阳、象数交与为体的系统中循环变化,通过一代代思想家的革故鼎新的努力而获得新生和发展的。


诚如朱熹所言:“《易》本为卜筮而作。”(《朱子语类》卷六十六)但作为卜筮之书的《易》,却通过向莫明其妙的神祗卜筮的形式与经验的事例相结合,在表明自己功利主义心态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周围世界以及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的思考,包含了丰富的哲理因素,这正是它得以不朽的内在根据。首先是对世界本质的思考,其次是对世界存在方式的思考,第三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这些思考的根本意义在于,一开始就用泛神崇拜否认了上帝创造世界的特创论,开启了中国优秀的无神论传统、辩证法传统和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


此外,八卦“易”之卦画符号,对于推进我国古代观念形态的文化的形成和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周易》卦象和兴象相合的歌诗化的卦爻辞,对于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诗歌艺术的形成和发展,《周易》之卦象的有序排列和爻变的规律性对于推进传统的审美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周易》之卦、爻辞所选用的掌故、天文、人事、气功、民俗等事例以及所表达的伦理道德,是非义利等价值观念等等,这一切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无疑地起了重要的文化要素和文化心理的积淀作用。可以说,直到今天,我国文化传统中那些已经死亡了的和存活着的,人文的和自然的,科学的和宗教的,正面和负面的东西,都可以在《周易》中找到它的史影。无怪人们在20世纪的今天,面对人类所取得的一切文化成就,常常流露出一种•“古已有之”的自豪心态。这正好说明,文化传统不是一个超稳定系统,而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过程。一方面,它在不断否定中发展着自己,所以今天的毕竞不是昨天的,另一方面,它又在不断否定中保存着自己,所以今天的必然又保留着昨天的痕迹,所谓“亡者,有不亡者存”。这正是由秦汉至于明清、至于现代,说《易》之书汗牛充栋、代有所隆,大有“学不究《易》,不足以谓之学”的奥秘。而这又形成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注经传统。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建议,下令焚毁私家所藏《诗》、《书》、百家语和《秦纪》以外之各国史书。《周易》被作为卜筮之书,与医药、种树之书一起幸免于火。这说明《周易》原非儒家经典。人汉以后,随着儒学的发展,《周易》被列为儒家群经之首,这与当时儒学受到尊崇的背景是分不开的。比如《易纬》的出现便是一个典型的说明。不仅如此,汉代黄老道家和尔后的道教以及兵、医、阴阳方伎之家也都引《周易》以为据。这就使《周易》地位远远超出于一般儒经之上而取得了公认的•地位。实际上,由于它的包容性,也同时取得众流之源的地位。关于《易》的丰富内涵,诚如《易传》所说: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易传•系辞传上》)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易传•系辞上传》)


这都是说《周易》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就空间言,范围天地,自人身以至于天地万物乃至于无限广袤的空间,《易》道无所不在;就时间言,通乎昼夜,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变化过程,原始反终,无限循环;就功能言,自人类社会及其周围世界的一切变化,诸如治乱兴衰、死生穷达、立身待物、天文地理、往来屈伸、幽明神鬼等等,尽在《周易》的阴阳消长之中。《易》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此,“《易》之为书也不可远”(《易传•系辞传下》)。《易传》的这种结论,历两千余年而未能改。例如前引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小序》说:


《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房)、焦(赣),入于机祥;再变而为陈(抟)、邵(雍),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地、杨万里,又参政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


这里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是说《易》学发展的曲折性和复杂性。自春秋以来,对同一部《周易》,由于神职人员和学者们的社会经历、阶级和学派立场、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以及文化层次的不同,所采取的视角也不同,所形成的结论自然也不相同。于是便有了象数、机祥、义理、史事各派的相互攻驳,其间不乏牵强附会者。自然,攻辩中易学也得到了发展。其二是重申《易传》关于“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的观点。《易传》和纪昀的看法固然未便尽当,但它却说明了一件事实:中国几千年的学术以至于大文化,少有离开《易》者。可以说,在中国的古文献中,再没有另一部书超过于《周易》在民族文化心理中的热度。《周易》自问世之日起,便成了当时人们处理日常行事以至国家大事的准则。《左传》、《国语》等文献中的例证很多。战国后期,《易传》问世。由于《易传》的探赜发隐,使《周易》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得到了明确。《易传》本非一家一人一时之作,其在发挥《易》义的时候,一方面继承了卜筮的形式,同时又改造了它的内容,表达了对天道规律、人事关系以及鬼神观念的新见解。它以道家的天道自然观为基础,用以说明儒家的政治伦理哲学思想,将儒、道以及其他诸家之间的矛盾,努力地统一于《易》道之中,反映了战国后期一统形势的大背景中传统文化的趋同性。同时也反映了《周易》在儒、道、阴阳、兵、医、方伎诸流派中共同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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