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准备去上班，又好像没有什么要准备的，八月中旬我去教育局拿了派遣单，又电话问了江海学院，反馈三十号参加全体教职员工大会，会通知安排到哪个系任教。
师父最近好像在禅房写写弄弄什么东西，我看过一次，好像是《历朝历代亡国录》，我提醒师父，那个时候没有“国家”概念呢，家天下啊。师父说是，后来改名叫《历朝历代兴亡录》，我说也不对，你记的是亡，没有说兴啊，师父说你这个小子老挑我。
师父这个兴亡录写了有几十篇，就在我着手想写这个回忆录时，问师父这个兴亡录手稿在不在了，师父说都给打扫房间的居士给当废纸卖了。我问师父心疼不，师父说啥子心疼，稿子也有兴亡啊。
我把我记得的一个稿子复述下：
一个朝代濒临灭亡、大厦将倾的时候，朝臣们中的有识之士会敏锐的觉察到的，只不过不能准确的预知哪一天而已。即使是草野百姓，有些人也会隐约知觉。
崇祯十六年（1643）年底，北京城中百姓都在忙着过年。紫禁城内的崇祯皇帝却一筹莫展，正在为内外交困而焦头烂额。崇祯也想不到这是自己最后一次过年了。
由于连年征战弄的民穷财尽，筹措军饷成了此时明政府的老大难问题。崇祯决心过一个勤俭节约的年。因此，他除了继续坚持早先宣布过的减膳、撤乐之外，又宣布一律撤掉金银器皿，改用铜锡木器，带头节约。他要求大臣们也贯彻这个勤俭治国的理念，并且郑重的向礼部发去一道谕旨，申明勤俭节约的重要性，同时做出了具体的指示。
臣子们大发牢骚：“黄钟大吕，清庙明堂之器，文质彬彬，斯为美矣！僿极则鬼，君子病之。今以玉食万方之王，而降为污尊坏饮之事，是貉道也，何以能久？”人们从皇上的谕旨中没有看到希望，反而预感到某种不祥之兆。
正月初一，北京城内刮了一场大风，飞沙蔽日，咫尺不见人。很多官员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并进行了占卜。占卜的结果是“风从乾（西北方向）起，主暴兵破城，臣民无福”。

这一天的早朝，皇帝一大早就来到了皇极殿，上朝钟声早已响过，却不见一人来上朝。崇祯下令再次鸣钟，不许停歇。在皇上天颜注视下，群臣惶恐，不敢过中门，文臣直入武班，武臣直入文班。人们也认为这不是一个好兆头。计六奇《明季北略》中说：“不出百日，上手撞钟，百官无一至者，兆见于此也!”
退朝后，崇祯皇帝对于正月初一这种喜庆日子竟然出现异样气象，十分担忧，只能乞灵于天，请道士为他请仙扶乩。
他沐浴焚香后，拜天默祷：“方今天下大乱，欲求真仙下降，直言朕之江山得失，不必隐秘。”
通过道士之手传达的“真仙”乩语如此写道：
帝问天下事，官贪吏要钱。
八方七处乱，十灶九无烟。
黎民苦中苦，乾坤颠倒颠。
干戈从此起，休想太平年。
师父的那个稿子大意如此，其他稿件我都没有去看。
在扶乩中，道家的仪轨最为严密威仪，东晋时候的道士魏华存为扶乩规定了严格的流程和仪式，所以扶乩既是民间的更是道家的，因为在民间和道家最为流行。从明末开始，扶乩对我国佛教的发展开始产生重大影响。清朝中叶一直到民国各地纷纷设立乩坛。
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记载：清朝按察使宋蒙泉说：某公在明朝时做谏官，曾经举行“扶乩”向神仙求问自己的寿命，神仙判断他当死于某年某月某日。某公计算日期，已经不远了，因此常郁郁不乐。可是，到了他当死的那个日子，却安然无恙。后来进入清朝，官至九卿。一次遇上同僚家举行“扶乩”，当年在明朝告诉他寿数的那个神仙又降临下来。他乘此机遇，叩问当年判断没有应验的原因。神仙给他的判语说：“你不去死，我有什么办法？”某公仰首沉思，恍然大悟，急命备车告退。原来，神仙所判的某公死期是甲申年三月十九日，这天正是明朝覆亡之日，崇祯皇帝自缢煤山，理应明朝百官从主赴难的日子，某公没赴难才存活下来。
1945年夏初，重庆成立了国际宗教研究会，发起人为了撰写宣言，便组织扶乩，请济公降临乩坛为研究会题写宣言，曾经出任中国驻印度等国外交使节、信奉基督教的卢春芳先生，亲眼目睹并记录下济公降临乩坛题写的乩文，济公以“锺灵毓秀”为韵，题写了中英文对照的《国际宗教研究会宣言》 ，宣言内容文笔流畅条理清晰，卢作为一个基督徒绝对不希望扶乩能如此神验，但是事实如此，也只好照实记录。

扶乩在唐时传入日本，由日本传入荷兰，再传入欧美各国，在日本叫做“灵子术”，西方称扶乩的板为“维吉板”，研究扶乩的组织叫“灵学会”，组织扶乩和与神交流的人称““灵媒”。美国前总统威尔逊生前笃信扶乩，有一次乩盘上写出了许多古代希伯来文，当时在场的人都不认识；达尔文的哥哥伊拉斯马斯·达尔文坚信扶乩，经常在自己家里组织扶乩会，达尔文的好朋友、著名生物学家《天演论》作者赫胥黎对扶乩虽然持怀疑态度，但经常参加扶乩会，而达尔文的另一位好友、著名科学家华莱士却是扶乩的坚决拥护者。